在刘维林看来，从市场角度出发，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得到其认可且能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模式才是相对稳定的养老模式。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养老产业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如何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将养老产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政策提出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维林认为，多数社会资本都是跨界而来，如地产企业兴办养老机构、酒店业改做高端养老公寓、健康服务机构做康护院、旅游类企业搞旅居康养、科技企业来做智慧养老、金融机构布局养老金融，物业公司则通过与养老公司、医药公司合作推出新养老子品牌建立养老中心的方式进入养老领域等等。

“资本只看到了市场红利，但忽略了养老产业自身的发展现状及规律。中国老龄化有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市场上不乏高大上的养老机构，但真正能承担得起的老年人又有多少？”刘维林指出，要想发展好养老产业，其模式一定要具备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以及品牌化，否则无法带给老年人较好的体验，也就无法将目标客户群体“黏住”。

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欧美国家的经验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如美国的CCRC模式，即一种复合式的老年社区，通过为老年人提供自理、介护、介助一体化的居住设施和服务，使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变化时，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居住，并获得与身体状况相对应的照料服务。这意味着低能、半失能、失能老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身体状况、需求的养老服务，着眼于全生命周期、全龄人群。

但刘维林也强调，尽管国外的发展模式已相对成熟，但引入中国时仍应考虑实际国情，避免“水土不服”的现象。

谈及养老资源不均衡问题，段明表示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联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老龄人口和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养老压力。

实际上，2019年开始，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40个城市以及上海16个区开展了区域养老一体化试点合作工作。2020年底，上海发布了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单，包括江苏苏州、无锡等20个城市的57家养老机构，为长三角老年人跨区养老提供了选择。

“这样一来，上海可以将管理方面的经验输送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而安徽的剩余的劳动力可以输送到上海、浙江、江苏，以此实现互补。”段明说。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则建议，从供给侧要抓好落实，深化养老托育等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用地难、用工难、融资难、营利难等老大难问题，推出更多优惠支持和监管政策，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从需求侧要做好牵引，比如通过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升养老服务补贴水平、探索实施育儿假等，拉动庞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