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23年退休，也就是说1963年出生的人口，我看到是达到了顶峰，大概是2600万人左右，之后一直维持在2300万人、2200万人左右，慢慢逐步下降到1000万人、900万人、800多万人。所以未来随着20世纪60年代人口高峰出生人口的退休，赡养的比例还会上升。”他说。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200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率为10%，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已经飙升至19.8%，预计2023年将突破2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老龄化率翻了一番，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逐年下降。2000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58‰，而到了2021年，这一数字已经骤降至0.34‰，2022年更是转为负值，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

此外，抚养比的变化也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00年到2022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例由33%降至25%，而老年人的抚养比则由10%飙升至22%。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抚养负担正在由以少儿为主转向以老年人为主，这无疑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养老压力。

唐霁松说，从实际情况看，人们对这项制度的认知度还不足，这个占大部分的比例，只有小部分人因为个人养老金推出的时间较短而没有缴存。对于二线及以下城市的人群未缴费，更多的也是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所限。

唐霁松曾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他曾向本报记者介绍个人养老金每年缴纳上限12000元的设定原因。他现在建议：有效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参加率，实现个人养老金的普惠性。

“应该采取更多的惠民政策，比如通过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鼓励中低收入人群参加个人养老金，领取时的税率也可以考虑相应地减免。”他说，“也可以延长个人养老金未使用缴费额度的有效期，去年没有交，今年是不是能够用？将过去未使用的额度打通使用，还可以将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单位的员工，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额度与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打通使用。”

他认为，可以建立多项养老金的产品，还可以放开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已退休人员这一庞大群体不能加入政策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