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母案和自杀的老人

陆晓娅和朱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收入尚可，她们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部分健康，算是能勉力维系高龄双亲的体面生活。

在更广阔的乡村，失能失智老人遭遇的困难远比城市同类群体更多。

2020年11月，轰动一时的“榆林埋母案”一审宣判—— 儿子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2年。

58岁的穷困潦倒的儿子，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将79岁的母亲，推下了废弃已久的墓坑，因为母亲已经瘫痪了，“屎尿全在床上，臭烘烘的”。

这固然是一起偶发的人伦悲剧，也折射了低龄老人碰上高龄老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刘燕舞，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农村地区老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据他统计，摆脱疾病的痛苦和生存困难，是农村老人自杀的最主要的因素。

他曾描述过一个典型的老人自杀的悲惨场景：“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从1990年代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开始，30年来，农村老人遇到的困难，似乎一直都在。

乡村居家养老成本并不算高，最高要求不过“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能吃上热乎饭”。但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土地维系的家庭伦理秩序正在瓦解。伴随着“家”作为空间集合的不复存在，传统联合家庭、兄弟姐妹居家供养一对老人的模式也濒临崩溃。

为了供养家庭，60岁以下的乡村男性几乎常年在外务工，留守的五十、六十岁的女性是女儿（儿媳），是母亲（婆婆）、是奶奶（姥姥），承担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孙子（女）的职责。闲暇的时候，她们也要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显然，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健康的老人还能养活自己，反之，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自杀就是无助老人重要选项。

另一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是，当前社会已经出现较高的经济分化，这给农村中年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群体——带来的集体焦虑是，如何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社会中激烈的竞争。

即便是超过60岁的“低龄老人”，也会到当地“劳务市场”上应征临时工，每天出现在工厂、工地、饭店等不同用工场所，日薪100-200元。

退休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概念。50后、60后正在完成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为儿女买房买车、操办婚礼、照顾孙子孙女，甚至一些身体康健的50后，正在为孙子攒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