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值得关注。国家宏观层面要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大战略。”孙宽平强调。吕红平提出，农村养老服务的开展应该从制度化和本土化两个角度推进。

　　他表示，目前在国家层面，已经有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和原则性规定，但中层和基层的制度性规范还有待完善，应当根据国家精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财政投入保障等。

　　“中国的农村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社会文化习俗、经济发展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能一种模式完全覆盖、推广所有农村。”在本土化层面，吕红平建议，各地需结合本地人力资源、经济水平等，吸收、推广适宜的模式。“因为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都较低。”他说。

　　对此，胡湛也表示，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比，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替代率（即养老金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水平）较低，而未来十年是老龄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期，年轻老人的数量降低，高领老人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他建议，可以打通两个保险的统筹账户，作为“国民保险”，提高对农民的保障能力。

　　如何做到长效投入？

　　基于前述的农村空巢化现状，胡湛表示：“这种情况下，再依靠家庭养老是不可行的，只能依靠机构。”不过，由于当前养老机构的建设门槛较高，这进而影响了服务成本和价格，在农村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扩大服务范围。

　　“在农村做互助养老，做到最后其实不只在做养老，”王列军也表示，农村的养老服务也要涉及增收等问题。“不是照护不重要，但农村老龄化的应对是个综合问题，跟城市不一样。”他说。

　　如何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中的资金问题？中国老领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在发言时提出，各级政府首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他说。

　　除了政府投入，在多位与会嘉宾看来，市场亦可发挥力量。对于农村养老项目的可持续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助理主任朱一存认为，应当创造资源的流动性。例如，通过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养老市场赚得资金，以此为农村或者落后地区提供养老服务支持。

　　胡湛则提出，农村产业和农村养老应当互嵌，而非分离。“农村的产业链要做长，”他举例，很多地区在发展农村家庭产业，如观光农业、长寿小镇、康养小镇等，以此实现农村养老的造血。

　　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农村养老服务的人才问题也有待解决。朱一存表示，养老行业涉及多方面的人才，除了照护，还有医疗健康等。在她看来，当前首先要创造服务的机会，此后才是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