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中国相关数据则存在明显差距。按可比口径，剔除没有税优政策支持、不能锁定退休日的养老目标基金，并忽略保费收入很少的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2019年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基金大约为3.2万亿元。如按25%的实际持仓比例推测，8000亿元仅占沪深两市市值的1.4%，如按15%的实际持仓比例来推算，则仅占股市市值的0.8%左右。很显然，中国第二、三养老基金占资本市场的比重与21.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

之所以我国养老金在资本市场占比太少，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太小，仅占GDP的3.2%，而68个国家第二、三支柱养老基金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4.5%，我国的占GDP比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个零头。当然，我国的“全国社保基金”也是实行市场化投资的，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有1万亿元已进入投资体系。近年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期收入余额也逐渐进入投资体系，加上这三支养老保险基金，2019年我国各类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占比将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例如按25%的实际持仓比例推算的话，大约占股市市值的2.4%。尽管这样，这个比例还是很小。

关键在于正确的顶层设计

我国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基金占GDP和资本市场的比重之小，与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很不相符，因此，虽然我国是GDP大国，但远不能说是养老金大国和资本市场强国。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具前瞻性。不遗余力地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既是打造养老金大国的需要，也是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需要，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无疑与外部财税政策和经济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在发达国家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已有相当的成熟经验的条件下，就目前遇到的瓶颈来看，正确和科学的顶层设计非常关键，在其一揽子改革策略中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五个重要选项：

1.正确对待三个支柱之间的关系。居民在投资或购买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时，不要设置前提条件，不必要求只有参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才能建立第三支柱。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毕竟不是百分之百覆盖了全民，即使发达国家也做不到，一般来说，它的参保覆盖率小于医疗保险。如果要求居民和职工在建立第二、三支柱时必须以参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为前提，笔者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第三支柱本来就是补充性质的，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个人养老储备，防止养老演变成社会问题。三个支柱养老金的关系不是前提设置的关系，而是并列选择的关系，不是只有参加了第一支柱才有资格建立第二支柱或第三支柱。有些群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第一支柱，但如果他认为参加第三支柱方便的话就应允许他参加。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国际惯例，也适合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