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富裕的省份存在养老金增值保值的压力，但对于政府来说，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才是第一要务，投资虽然有收益，但也是与风险相伴的，地方政府会权衡之间的关系。”孙永勇说。

董登新认为，虽然我国企业养老金累计结余有4万亿元，但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都是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省份。对于累计结余的大省来说，这些资金都存在当地的银行，是属于当地的金融资源，在地方本位主义的影响之下，参与投资运营的积极性不高。

养老金支付压力也是制约养老金投资规模的一个客观原因。在“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下，由于制度转轨成本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养老金支付压力逐年增大，各省份出于保发放的审慎考虑，只能将较低比例的结余资金进行固定期限的委托，这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开展委托投资运营的规模偏小。

陈向京也表示，截至目前，各省份都选择了理事会需要承诺保底的合同，同时各个省份收益波动容忍度还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在风险容忍度较低的情况下拉长投资期限，提升风险容忍度，获取较高的收益率对社保基金理事会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效益是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如果不考虑通过积累、储备和增值来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必将在未来陷入老龄化的集体困境中。20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一直处于低收益率的状态，这些长期基金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去年末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建议，尽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深化养老金体系改革的重要措施。只有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定期精算报告制度，并根据精算结果实现缴付政策和投资管理的更好联动，才能促进基本养老基金形成适当的投资规模，并通过投资收益“反哺”养老保障支付，助力我国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