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2019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5%，到2050年将高达8.9%，届时将高于美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必将为财政和国民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上述预测显示，老龄化是我国本世纪的“百年之虑”，而夯实养老金制度是百年大计。

中央高度重视养老金制度改革。2019年底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6日下午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习近平指出，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

归纳起来，我理解，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夯实养老金资产，即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

NBD：为什么要强调发展资产型养老金？

郑秉文：根据“艾伦条件”，社会平均工资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即生物收益率）大于利率时，养老金采取现收现付制更有效率，反之则应采取基金积累制。1979~2011年生物收益率高达14.6%，2012~2020年降至10.5%，但仍远远高于利率。

据我中心预测，从“十四五”开始，生物收益率逐渐下降，2021~2035年为5.6%，2035~2050年为3.6%，说明“十四五”期末有可能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条件将逐渐成熟。养老金人口红利的消失，应由资本红利递补。

资本红利创造奇迹不乏国际案例：加拿大抓住历史机遇于1997年改革，根据其精算报告，从2025年到2100年养老金将连年收不抵支，但其庞大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使其收支连年盈余，到2100年基金规模将翻一番。

NBD：如何判断一个养老金制度是否是资产型？

郑秉文：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养老保险中第二、三支柱（401k等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退休账户IRA）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值才2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第二、三支柱相当于GDP的152%。

再来看我国情况，我国第二、三支柱资产占GDP比重才2.5%。第二、三支柱发展不起来，退休收入就得完全依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这样第一支柱负担就很大，负担一大缴费率就得高，缴费率高就没法腾出空间让渡给第二、三支柱，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