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再分配作用，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公共养老金有较强的代内再分配，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前工资之比）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德国、法国等，养老金的代内再分配力度很小。在我国，收入再分配工具可以主要以低保等社会救助制度为主。

　　均衡地区间负担与地方政府激励机制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风险分担方面要应对的另一问题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为均衡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2018年7月开始国务院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中央调剂基金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构成，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基数。各省上解的中央调剂金比例从3%起步，2019年调剂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5%。当年筹集的资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办法全部拨付地方，同时维持已有的中央财政补助政策不变。

　　中央调剂金缓解了省与省之间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的矛盾，但也带来新的问题。正如周小川先生指出的，“从经济学模型看，养老金体制改革属于‘不同目标函数的多方博弈’问题”。中央调剂金制度对地方政府社保缴费征收可能有负向激励，还可能出现逆向再分配，中央财政兜底压力可能加大。因而，调剂金制度无法回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面临的风险，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带来的政策风险。

　　财政补贴与财政能力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占总收入约15％，如果将财政补贴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扣除，那么很多省份养老保险基金当年已经入不敷出。从1998年到2019年，中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累计超过了4万亿元。近年来，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重点是向基金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然而，采用公共财政补贴应对养老金缺口在我国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2015年减税降费政策以来，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放缓，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负向冲击，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又增加了刺激经济财政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除了养老保险补贴需求外，医疗、护理和老年照料等公共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这一现实更加说明了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紧迫性，实行更具财务可持续性的改革方案势在必行。

　　养老保险基金平衡与企业生产率

　　为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提高缴费率和延迟退休年龄是各国常用的措施。但这样的措施不利于企业生存发展，对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有不利影响。对于社保缴费负担，周小川先生早在2000年就对社保将增加企业负担、影响企业经营做出预言，他对此有精辟的解释，“在企业看来，养老缴费不是对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报酬’，而是一种‘额外费用’，无法起到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的作用。劳动者也认为这不是对他劳动贡献的报酬”。我国自2019年5月开始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从20%降至16%，同时，调低社保缴费基数，旨在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