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英扬表示，目前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偏低有多个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和中年人相比，青年人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而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很多青年人也更不受传宗接代的观念的影响，希望生活更自由一些。

　　“而且现在社会的很多保障性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如果真要生育三孩，幼儿园、小学的学位是不是够？孩子生病了，儿科医生是不是够？”叶英扬表示。

　　她指出，很多高收入的家庭并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也与竞争压力有关。因为收入高就意味着职业压力大，特别是一些职场女性，确实有可能因为生育孩子而导致职场上升空间的降低，甚至可能不能再获得升职的机会。

　　尽管出现年龄和收入上的区别，整体来看“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这是为什么？

　　一位职场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没有生育二孩，还远没到考虑生育三孩的阶段。“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职业女性，有的在生完二孩或三孩之后就离开了职场，在长辈并不能很好地帮忙分担照顾小孩责任的情况下，职业女性几乎很难兼顾工作和照顾两到三个小孩，这是考虑是否生二孩或三孩最大的顾虑。”

　　《实施方案》也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面临需求不断扩大、投资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设施缺口大、运营成本高、人才供给不足等挑战。

　　换句话来说，生育孩子导致经济负担增加，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职业发展受到影响，这就要求社会托育服务跟上发展的需求。

　　董登新表示，“不愿生”的背后，一方面是生养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生养的环节缺少社会公共服务的配套。这是“欠账”，需要及时弥补，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对托育服务的建设。

　　从生育意愿的调查也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可以负担起生育孩子的费用，但是由于职业和生活压力大，他们中很多人反而不愿意生育三孩，这就需要社会服务机构的进一步介入，尤其是托育机构的介入。

　　根据《实施方案》，在托育上的建设任务是，新建或利用现有机构设施、空置场地等改扩建，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综合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其次，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公办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探索发展家庭育儿共享平台、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引进金融机构降低企业成本

　　而建设托育服务体系，从而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升总和生育率，与改善我国老龄化的局面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