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所谓和资本挂钩就是还原家庭原来的功能。家庭就是非货币的跨生命周期配置资源，如果金融手段替代了家庭的功能，家庭就会解体，社会就会原子化。家庭这种千百年发展下来的社会资本就会消失。如果我们将金融和家庭而不是与个人挂钩，家庭的价值就会继续存在。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会通过分担给家庭而降低。

生育的必要条件是，抚养后代对个人家庭而言必须是有效益的，剩余的充分条件是抚养后代的成本必须低于家庭因此获得的效益。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要把组屋获得资格与是否结婚挂钩的原因。新加坡为了鼓励家庭功能，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家庭同住或毗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

还原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

红星新闻：为什么您会提出生孩子与保障房、养老金挂钩的观点？目前开放三胎政策是否功效还不太显著？

赵燕菁：这跟我提出这一建议的逻辑链有关。

我们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那些原本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育率几乎无一例外地普遍下降？给出解释的理论很多。我的理论是，只要国家进入现代增长，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发达国家必是资本过剩、劳动不足，发展中国家必是劳动过剩、资本不足。只要货币经济足够发达，金融功能就有可能替代家庭功能。

为什么会出现家庭？为什么越穷越生？这是因为在以前非货币分工的经济里，人们只能靠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所以“孝”在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是几乎所有家庭的“契约”。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货币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比如养老金、社保、医保、人寿保险等等。这时候家庭和子女的效用就会被市场替代。如果抚养成本还要增加的话，投资后代的收益就会下降，一旦进入负收益区间，这些发达国家就会家庭解体，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就会进入庞氏循环。

要想把生育和资本结合，就要把原来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还原给生育。举例而言，住房是贴现未来公共财富的主要工具，政府保障房租给所有纳税人，而那些完成子女抚养义务的允许其房改获得完整权。这就相当于给有子女的家庭一次性注资。也可以将国企股份划拨有子女家庭参与分红，子女就业后，股票可以解禁套现。将资本和生育结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可能产生于教室和课本，而是要各地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

红星新闻：今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宣布向生二三孩家庭发补贴，每月每孩500元。在网友评论中，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多生多奖励”的政策，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养老金，您是如何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