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我国青壮年人口将可能出现快速下滑态势，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压力。根据联合国同一份测算数据，在我国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青壮年及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将会不断下降，在2030-2050年期间将下降尤为明显。25-64岁人口数量将由2015年的10.08亿人，下降至2055年的约7.3亿人，青壮年工作年龄段人口数量下降速度将超过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家庭赡养形式的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考验。

1.2独生子女群体赡养压力凸显

独生子女一代将逐渐开始承担起养老的重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面向的对象就是正在步入老龄化的这一个群体。与此同时，生育高峰人群养老需求集中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7年，第二次是1962-1972年，第三次是1981-1990年，在第一次出生高峰和第二次出生高峰叠加时，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拉升提高8个百分点。2017年55-65岁刚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段群体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出生的群体。这一部分群体将是近5-10年内养老需求集中爆发的群体。

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四二一”形式家庭结构使得独生子女力不从心。实行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抚养比不断提升。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扩大，一方面对单位劳动人口赡养老人的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对社会养老金的支付也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开始赡养老人的独生子女群体不得不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两个独生子女需要照顾自己子女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四位老人年老后的生活照料义务，对于普通人来说，负担较几十年前成倍增大。

持续低生育率导致育儿呈现精英化，进一步加大独生子女赡养老人难度。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看，生育率降低导致社会的育儿向精英化方向发展。从我国“四二一”和“六加一”的家庭结构也可以看出，家庭的重心和经济支出重点会向最小一代倾斜，注重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中间一代赡养老人很可能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同时，当前出台的鼓励生育的“二孩”政策，很可能对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影响力度有限。由于我国计划生育为面临人口压力时出台的基本国策，并非欧美国家所经历的整体经济水平富裕后，自愿选择的减少生育，因此“未富先老”的局面使得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更加雪上加霜。

1.3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愈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