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1960-1967年，美国领取养老金的65岁以上老人增加了20%；1965-1968年退休津贴提高了两次，提升比例分别为7%和13%。由于老年人口增加，1967-1972财政年度总开支增加了7.43亿美元，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的开支超过了其他福利。

80年代，英国养老金支出占社会政策支出的33%；在德国，这个数字逼近40%。

养老福利与经济发展情况脱钩，相关开支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高福利渐渐变成了国家财政的“大包袱”。

1960-1985年，美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4.1%增加到11.2%，而1950-1987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9%。

在英国，社会保障占公共总开支的30％，比国防开支多出1倍，而养老金开支占社会保障开支的45％。

这种矛盾很快反映在政府的财政赤字上。

1951-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高达1209亿英镑，成为“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国家”。1970年以来，美国财政也连年赤字，1976年达到737亿美元，创下当时美国历史最高纪录。

而且，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必然挤占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待遇，又引发关于分配公平的争议。

经济优势不再、老龄化拉力变压力、国家财政被压得喘不过气、分配公平遭到质疑……过去支撑福利国家发展的种种优势，成为悬在欧美政府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改革，势在必行。

3

政府“甩锅”，市场“接盘”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率先走上了改革之路。

面对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目标十分明确：削减社会福利，把养老引向市场。

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

第一，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支出。

1983年，美国政府修改了《社会保障法》，明确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延到67岁。为了激励更多人延迟退休，政府还推出了诸如额外享受20%养老金等优惠政策。

同年，里根政府提高了养老金的缴税率和缴税上限，并将支付方式由过去的现收现付改为预留积累，仅一年，就实现了30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金结余，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1982年，英国政府决定参照物价水平确定养老金数额，以保证每年减少2%的财政支出；1986年，再次下调养老金水平，只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