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体系的充足性、可持续性、完整性均不达标。“2019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覆盖37个国家或地区）显示，我国以48.7位列总分第30名，低于59.3的平均水平。从分项的数值看，我国养老金的充足性、可持续性和完整性分别为60.5、36.7和46.5，低于37个国家或地区的均值60.6、50.4和69.7。其中，充足性略低于均值，是因为我国目前处于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初期；可持续性和完整性的拖累明显，是因为第一支柱的偿付压力大、第二支柱的规模小、第三支柱缺位。

　　金融结构失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打开了人口红利释放的通道，计划生育加速了人口红利释放的速度。从国际经验和国际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人口红利时代是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人口机遇窗口期”。由于我国未能及时进行养老金结构化改革，未能及时建立结构合理的养老金体系，庞大的人口红利没有及时转换成养老金积累，而是转变为了庞大的居民储蓄存款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7.95%稳步提升，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76.65%和76.35%。1980～2000年，每年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2005年之后，由于居民按揭贷款的购房需求增加，增速开始放缓。2018年，我国广义货币（M2）规模达到183万亿元，与美国私人养老金资产规模基本相当。2018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境内）达到261万亿元，证券、期货和基金行业的监管规模为50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为18万亿元，银行业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达到80%。可见，改革开放40年后，商业银行仍然占据金融结构的主体地位，间接融资方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从2008年到2018年，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正如经济学家易纲教授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所写，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1991～2007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

　　国际经济学家采用M2/GNP、金融资产/GDP、类别资产/金融资产等指标来衡量货币化、金融深化，区分直接融资方式和间接融资方式，凸显直接融资方式在金融效率方面的优势。经济学家易纲教授认为，直接融资方式对于分散风险同样具有优势，我国需要推动融资方式转变。他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中指出：“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投资选择较少，主要依赖银行储蓄，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中国高M2/GNP表面上是经济主体的主动选择，实际上则是在体制和政策约束下的自然结果。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国有企业行为扭曲、负债率高、风险增大等，这反映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