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需求是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我国因此积累起庞大的储蓄规模。从居民存款的期限结构来看，同样存在结构失衡。2019年底，我国住户存款余额为82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为21万亿元。我国居民储蓄2/3以上都是一年期以内的存款，4/5的理财产品是一年期以内的产品，这些短期储蓄、理财不具备真正的养老特征，养老属性较弱。

　　一年期以内的活期存款的收益率，既低于银行定期存款，也低于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居民储蓄的期限结构失衡，既不利于提升存款收益，又不利于金融资产配置。

　　概括而言，我国人口结构失衡，指向养老金改革。养老金结构失衡，指向个人养老金发展。金融结构失衡，指向养老金改革，即将一年期以内的居民储蓄转变为个人养老金积累。这样，实现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互动，不但可以推动养老金融发展，推动直接融资方式发展，分散和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发展养老金投资，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全球人口结构、养老金结构、

　　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与经验

　　1945年二战结束后，人口发展迎来“婴儿潮”，社会发展朝向“福利化”。但是，好景不长。欧洲落入“福利主义陷阱”，工业化国家大多遭遇“老龄化困境”。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开启了养老金改革和发展的新浪潮。全球养老金改革和发展的特点在于：一是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压力，推动养老金改革。二是探索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的互动，开辟金融结构变迁的新通道。

　　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的一致性

　　从改革内用来看，人口结构变迁与养老金结构变迁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参数式改革。改革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养老金第一支柱，核心是实现代际之间的收支平衡和精算平衡，实现财务可持续。主要措施包括提高退休金缴费率、降低退休金替代率、延迟退休年龄、制定宽松的移民政策等。

　　名义账户改革。在第一支柱内部进行结构化改革，通过记账方式减少当期的养老金负债，减轻当期的财政支出压力。如1994年，瑞典实施名义账户制度，被称为“瑞典模式”。

　　筹资模式改革。核心是从DB模式（defined benefit，收益确定型）向DC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缴费确定型）转变，从待遇确定型向缴费确定型转变，强调参与者“多缴多得”的正向激励。对“福利主义”“民粹主义”的政策进行纠正，凸显个人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再次平衡。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的协同性 从改革举措来看，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的协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