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个负担或者是被照顾者，而更多地希望他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参与者。在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老年经济不仅仅意味着需求的爆棚——尤其在照护和健康方面会出现很多新的需求要被满足。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依然有一部分的人力资本可以进行再度的开发和挖掘。

南都观察 ：各位老师有没有认为我们在建设老年社会时，在政策上、文化上或者每个人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准备？

王小鲁 ：我们过去特别是农村老年人都是靠自己照顾自己，有子女的靠子女照顾，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公共服务，这一点过去若干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虽然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保险制度，而且它确实在起到作用，但是居民养老保险保障程度还非常低，全国平均大概1个人1个月能领100多块钱，这一笔钱对于维持一个普通水平的消费还是远远不够的。

下一步我想随着人口拐点到来，需要对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恐怕需要有一个转型，特别是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保障水平确实需要相当大幅度的提高。当然，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来解决，包括资金来源从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需要一系列研究的。

这方面我觉得需要把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财政体系综合起来考虑，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加上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加上其他所谓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加起来占GDP已经到了40%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养老保险仍然显得捉襟见肘，我们的保障水平很低？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保险，比如说城镇的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有很多人没有参保，特别是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参保，没有被纳入到保障体系中间来。

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财政体系、政府支出体系需要转型的任务。我们过去把大量的政府资金用在公共建设上，政府来进行投资，搞城市建设，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在各个产业进行建设，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财政补贴，对企业促进新技术发展，对某些产业进行补贴。但是，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和社会保障方面，政府的有效支出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过去这样一个支出结构有它时代的特点，但是它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某些时期过量的政府投资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是效率在下降，很多资金在浪费，可是需要做的一些更紧迫的社会服务、公共服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所以，未来恐怕需要一个政府支出结构的转型来改变这种状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