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是要用年龄来直接地或者是简单地来划分。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按能力。因为真正失能的老年人，无论是部分失能还是全部失能，他才需要照顾，也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其他的生活能够自理或者是非常有能力的老年人，他还可以作为照顾者这样的角色。

李建新 ：我是不太乐观的。本身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成功的先例，能够重新开辟一个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然，没有成功经验，我们还是在讲“守正创新”，所以这时候可能观念更重要。

具体说到我们， 刚才邱老师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数据，以往我们养老是靠谁？其实还是传统的大部分靠子女、靠家庭。靠自己的收入和靠家庭，这是养老的两大支柱。

而50后、60后这一代之所以特殊，在于我们这代人遇到的是，家庭结构迅速萎缩了，所以我们等于，说得绝对点是无子女可依靠了，或者少子女可依靠，这是一个向下“无援”的现象。

再看我们自身这个群体，也很特殊。我们国家从人口变动来看，从1962直到1971年这10年间，出生人口数量比较庞大，我们说60后是中国人口变化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队列。如果按照我们刚才动态的结构观来看的话，就是说从现在起每年有很多60后开始陆续进入老年这个群体，这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和我们自身家庭的冲击，都非常可观。所以我说没有家庭的依靠，对整个还没有健全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冲击可能会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想象。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谁来养已经不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因为靠传统的家庭与社会都无济于事。如果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谁都靠不住，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有这种观念的转变，只有靠我们自己，通过减轻对家庭的负担，减轻对社会的负担，再减轻对国家的负担，这样把这种不利的因素转化成所谓中性的因素。这可能是我们要做的选择。

邱　月 ：几位老师的探讨其实集中在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老年人的个体层面或者家庭层面，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照顾。第二个层面是在国家层面。

从个体层面来讲，我确实比较同意李老师的观点，在例如“421”家庭结构下，如果说需要很多的家庭力量来进行养老服务的支持，这是比较不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是社会力量确实还不够完善，这是目前我们在拐点出现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在托幼上面临的服务缺口一样，我觉得以中国的智慧，中国政府的智慧，我们其实还是能想到更多的办法来创建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

在国家层面来讲，国际领域之前曾强调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