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养老金结构的变迁，从以现收现付制、DB模式的公共养老金为主，转向以基金积累制、DC模式的私人养老金为主，即从以第一支柱为主转向以第二、第三支柱为主。二是在EET税制的引导下，养老金成为家庭财富结构的主体，推动了消费和财富的增长。三是养老金推动资本形成，推动金融发展，养老金资产成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石，导致金融结构发生变迁。四是养老金财富和养老金信心推动社会消费增长，推动全球金融投资，致使消费、投资、进出口的经济结构发生变迁。

　　养老金发展改变金融体系、金融格局。1980年，商业银行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美国为62.7%，英国为52.08%（1984年），德国为89.7%，日本为63.7%。可见，当时金融结构的主体皆为商业银行。但是，到2009年，美国为33.9%，英国为55.3%（2005年），德国为77.9%，日本为51.8%。可以发现，由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所代表的两种金融结构（英美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发展以债市、股市、风险投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德日模式以间接融资为主，发展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其背后存在着养老金制度的巨大差异，其中英美两国的私人养老金占据主导地位，德日两国的公共养老金占据主导地位，养老金制度差异成为金融结构差异的重要“分水岭”。

　　养老金改革发展塑造国家竞争力。结合资本形成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理论），研究G7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养老金发展改革，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G7成员国的经济特点是“英国病，美国滞，日本热”。自1981年开始，美国获得了强大的养老金、金融、科技以及美元，进而收获了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了资本形成和金融深化，受益最显著。同样自1981年开始，英国实现了养老金改革发展与金融改革发展的互动互益，确保资本形成和金融发展，成效显著。2001年，日本和德国滞后英国20年推动结构化改革，收益逐渐显现。法国和意大利至今尚未有效地推行结构化改革，政治经济发展明显受到拖累，处于“改不动”境地。

　　我国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互动的

　　政策取向

　　从福利改革转向经济改革，从财政改革转向金融改革，实现养老金改革与金融改革、财政改革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福利增进与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协调，是全球养老金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和历史贡献。

　　在少子化和长寿化趋势之下，实现养老金改革和金融改革互动，政策取向在于养老金的金融化、基金化和投资化，在于重塑金融体系、金融结构和金融格局。